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是国与国相互交往的活动。外交礼仪是严肃而精准的，它不单单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是国家整体实力的展示，更是国家处理国际事物心态的表现。 我国是礼仪之邦，有着自己传承了几千年的完整的礼仪体系。就以古代臣民、外来使臣觐见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如何施礼来说，就是极有讲究的。《周礼》就记录了我国古代“九拜”的跪拜礼：“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 回看历史，我们从历史雄主要求外来使臣奉行怎么样的外交觐见礼仪，就能看当时统治者外交政策上的心态，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一下王朝的兴衰。 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引起的礼仪之争，世人常常提起，最后是按中国“三跪九叩”的方式进行了礼仪培训，还是按英国式的礼仪觐见了，中英的记载似乎并不一致。据英国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中方大臣的奏折则说“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 不管怎样，礼仪的争论，使乾隆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他在御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亦然。”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中。 凡争执，总要涉及内外两方，中方在争，外方也在争；同时，礼仪之争不仅顺治、康熙遇到过，就是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也遇到过同一性质的问题，历史跨度很大。《遣唐使》云，大食遣使来唐，进马匹方物。使者晋见太宗，“唯平立不拜”，但太宗以“大食殊俗”来解释，并不见怪。这件事没有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除与唐朝皇帝个人的品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强大而不排外，具有坚定的自信力。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信力的强弱，不是看它是否敢于蔑视一切，更不是看它有没有勇气自我膨胀，而是明确地认识自我，坚定的相信自己，并且这种相信不因环境而转移。中国封建皇帝，包括乾隆、李世民在内，觉得外国应该对中国恭顺，至少应须敬重。帝王们有这种想法毫不奇怪，也很实际。世界上哪个国家谋求的不是本国强大？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希望本国人民富庶安康？哪个国家民众不想受人尊重？问题在于，怎样一个做法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李世民曾说：“自故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强调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这样的外交言辞，今日我们听起来也许觉得很平常，但一千多年以前李世民就说出这个意思，不能不敬佩唐朝统治者对外政策上的开明。 唐太宗和乾隆对于外交礼仪上不同的要求，都是出于自信。唐太宗将“汉与夷”放在了平等的舞台上，奉行自己礼仪标准的同时也尊重别国的礼仪；乾隆觉得，我是中心，都要依照我的礼仪标准来。这是两种不同的自信，一个是常态的、健康的，一个是病态的、自高自大的。 本文转载于春风礼仪网 https://www.cfly0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