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老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平时在工作单位自己属于那种健谈的人，随时发表各种意见给同事和朋友参考，还要不停的做各种决定。但是，一旦回到老家，自己就从一名健谈者变成了一名寡言少语的倾听者，从一个主动的人变成了被动的人，从一名工作安排者变成了一名工作服从者。这种变化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我在家中是排行最小的。主观原因是，在大家庭的事务上，我的经验和投入不多，自己认为要多尊重父母和兄长及姐姐们的意见，即使有的时候明明知道他们做的决定不是那么正确。

这种变化套用领导学的术语，就是我从一名工作当中的领导者变成了一名家族当中的追随者。

在我们平时阅读的各种管理学和领导学的文献当中，作者都在教导我们如何积极主动，如何影响领导他人，如何鼓励他人，如何安排别人的工作。很少有文献教导我们如何配合他人，如何服从他人的工作安排，很少有人教导领导者们应当怎样当好一名配角和追随者。这在领导学和管理学的教学和学习当中是一个明显的缺失。

其实，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应该积极主动的担当各种配角，积极主动的成为一名追随者。

首先，每个人的领导角色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在这个界限之内，你是一名领导者，出了这个界限，你就应当成为一名追随者和配角，这个时候应当主动转换自己的角色意识。我们威武的习总在大陆行政区域内绝对是一名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和主角，但是，一放到全球范围内，实事求是的讲，他也是一名配角，即使他想当领导者也当不了，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实力，多数国家也不认。正因为这样，所以小平同志给中国确定的外交长期战略方针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其实真实原因是当不了这个头。文革之前的中国领导人却不这样认为，那时的中国虽然没什么实力，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全人类的领导者，经常叫喊要解放全人类，结果搞得中国一穷二白，差一点经济崩溃。同样，每一个企业老板在自己的企业范围都是说一不二的领导者，但是一旦进入社会，他就成为了政府机关的配角和追随者（起码在中国目前是这样）。如果他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还想继续当主角和领导者，他的下场就会很悲惨。所以柳传志们一再强调自己是“在商言商”。

其次，即使在自己的领导界限内，领导者也应该多当配角，甘当追随者。某一个单位或者部门的事情很多，领导人并不一定要在所有事情上担当领导角色。这样一是很累，二是也不一定干得好，因为每一个领导人的特长和能力是有限的。很多事情授权给自己的下属去领导，反而会做得更好。例如团队娱乐活动，让年轻人去组织，他们有兴趣，有精力，有创意，多数时候会被年纪大的领导做得更好。即使是一些大的工作项目，只要下属有能力，就可以让他们去组织去领导，领导人担当顾问或者教练的角色即可。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下属的领导能力和整个组织的竞争实力，让人人成为领导者。

第三，回到自己的家庭，领导者应当甘当配角和追随者。为什么很多领导者的家庭经常闹矛盾，不和谐，根本原因在于很多领导者在单位担当领导角色，回到家以后，仍然继续自己的领导意识和角色。这样的家庭不经常发生争吵才怪呢。基本原因在于现代的中国人不再是传统的顺从的中国人了。现代社会的老婆、孩子也不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听话顺从的老婆、孩子。80后，90后，00后都有自己的主见和独立思想，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主，都追求在家庭当中的平等地位。如果一个领导者回家以后还想凡事自己做主，那结果必然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所以，聪明的领导者回家以后应该甘当老婆孩子的配角和追随者，重大事项多让孩子做主。这样一是省事，二是避免了矛盾，三是可以借此锻炼老婆和孩子的领导力（锻炼孩子的领导力要从三岁开始，难道我们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成为比自己更强的领导者？），一举而三得，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