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巴菲特 与他的父亲 沃伦·巴菲特

我的童年，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小镇奥马哈。伴我成长的房子建于20世纪初，1958年父亲花费31500美元买下了它。房子是很普通的独栋小屋，没有围墙，从厨房的后门出去，就到了别人家。我们养了两只猫，还有一条叫汉密尔顿的狗。外祖父母住在只隔两个街区的房子里，我总是步行到外祖母家，等待我的是加了糖果的冰激凌。父亲至今还生活在那栋小屋里，80岁，每天高兴地开着用了20年的车去上班。他说自己幸运，不是因为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是开心他可以做他喜欢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某天晚上去我父亲家，可能跟我8岁时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父亲穿着普通的睡衣，坐在同一把椅子里，吃三明治和炸土豆条，享受生活。

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刚记事的时候，正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我的父母积极参与其中。母亲从来不羞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写着“好人不分肤色”。一天早上，我们发现有人在“不分肤色”上打了个叉，并潦草得改成了“白人”。全家人都很震惊，父母很沮丧，他们并没有向我解释更多，只是他们的情绪感染了我。尽管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复杂性和可怕的历史因素，但我父母的表现形成了我的价值观。宽容是我在家中汲取到的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

我们的童年生活和普通的美国孩子没有什么区别。那时父亲还没有这么大名气，也不算富有。我要给家里做杂务，才能挣得很少的零用钱。直到我20岁，父亲的财富积累才被世界津津乐道，但父亲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父亲一直跟我们说，幸福快乐是你要追求的，金钱是跟随着你的幸福和工作而来的，而不应该引领你的工作。要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最好你的兴趣能够养活自己。

在家里，母亲主要负责我们生活和教育的具体事务，而父亲则起着“精神领袖”的作用。父亲在家工作，长时间待在书房里，全神贯注研究大量深奥书籍。虽然他的“手稿”中写的可能是市盈率和管理绩效分类等内容，但他却可以轻松达到沉思入定的境界。父亲的书房没有“禁止入内”的牌子，但我们也很少打扰他。太过顽皮的哥哥也曾被象征性地关过“禁闭”，但我从小就很安静，也很听话。父亲常常穿着卡其布裤子和一件破旧的毛衣从书房里走出来，身上带着一种几近圣洁的平静。他常常鼓励我们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且专注其中。

我是一个音乐人，曾经为了演出到处募集资金。很多人听到我的姓氏，知道了我是“股神”的儿子。他们总会问我：“沃伦·巴菲特的儿子还需要募集资金吗？”实际上，父亲从未给过我大笔的金钱。我需要募集百分之九十的资金，而父亲只会出百分之十。父亲赞同一句话：“有时你给孩子一把金汤匙，没准是把金匕首。”他认为有能力的父母给子女的财产应该能做任何事，却远远不够无所事事。

我也曾向父亲借过钱。那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30岁的时候，我向父亲借钱买房。他说，借钱给我会破坏我们纯洁的父子关系，自己贷款买吧，自己还。当时我很生气，可是很快我就理解了父亲。他那么做是因为爱我和尊重我。

众所周知，早在2006年，我的父亲就将他的大部分财产，大约370亿美元捐给了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他还设立了三个“1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基金，分别由我们三个孩子进行管理。在此之前的三个月，父亲跟我们有交代，比尔·盖茨基金会有很好的架构，有充分的人力资源能把这个慈善的事情做得更好。已经五十多岁的我，虽然肩负着10亿美金的庞大数额的管理责任，但这笔钱最终还是要捐出去的。巴菲特家族没有设立庞大的信托基金，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在年满19岁后，每人获得了一笔数额非常有限的财产。我继承的是我祖父留下的9万美元。

在我看来，价值观才是稳定的货币。自由、平等、言行一致、专注和幽默，都是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哥哥是农场主兼摄影师，姐姐是家庭主妇，我是一个音乐家。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去继承父亲的事业？我用父亲对我说的一段话答复：“儿子，咱们俩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是我的画布，我很高兴每天都在画布上添几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