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活力，在经历了三年的改革停滞之后，人们开始看到了新的希望。25岁的郭广昌当时是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出身浙江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听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郭广昌决定和几个同来自复旦大学的朋友一起创业，他们创业的初衷非常简单：改善自己的生活，让家里人过得更好。

郭广昌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实现了他们的创业初衷。郭广昌和他的同伴们的想法也在改变，正如他多年以后说的那样：我们当初创业就像打造一艘船，当我们到达第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下船，因为我们必须要对同一艘船上的员工负责，要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创业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团队。

这艘船变得越来越大，在利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在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价值。如果你现在问郭广昌，做企业的目的是什么，他会给你一个新的答案：为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随着创业目标的变化，他们的身份也在发生某种嬗变：从一个为了过更好生活的商人，到一个带领团队致富的企业负责人，再到创造价值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郭广昌和他的同伴们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企业家的写照。在中国，这个群体出现的时间大约30多年，他们既有出生草莽、为生计打拼的乡镇农民，也有主动下海的政府官员和高校教师，还有熟悉企业的产业工人和科研人员。在30年的时间里，他们打造出了一批快速成长、规模庞大的企业，在创造了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中国企业家的这种惊人的动力和能量究竟来自何处？在过去3年时间里，两位管理学者——史蒂夫.塔平和周宝林拜访了中国不同行业、不同创业背景的100多位企业家，对他们进行了100多场深度访谈。从访谈中两位学者发现，驱动中国企业家不断进取的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梦想——是梦想赋予了他们力量、激情、能量、勇气和韧劲。

梦想让他们变得强大，也让他们成为“无法放弃王冠的帝王”，为此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他们也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比如说把日常运营责任和决策权委托给一个职业经理人，但他们很快发现，真正值得信任的经理人少之又少。他们很快就不得不为自己不成功的尝试付出代价，重新执掌权杖，无法脱身于企业一线。

这也是华人企业家的宿命。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很多华人企业家到了80多岁还在工作（比如李嘉诚），有些人甚至在任上干到去世（比如王永庆）。你可以称赞这些企业家超级有梦想，超级敬业，但这种个人的梦想对于企业的基业长期未必是好事，因为它们并不能支撑企业家们另一个更为宏伟的梦想——打造一个持续创造价值的公司。

当第一代企业家退休后，企业会向何处去？影响企业家梦想传承的症结何在？在访谈了大量中国企业家后，史蒂夫.塔平和周宝林发现，这个影响企业家梦想传承的症结就出在信任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没有信任，便没有授权。没有授权，企业家便永难解脱。为了避免油尽灯枯，企业家必须尽早在团队中建立信任系统。

要建立企业内部的信任，最优秀的中国企业家首先要让自己成为激发型领导者，他能激发他人的潜力，吸引别人围绕在他们身边，指导大家去实现共同的梦想；同时要打造互为伙伴关系的领导团队，这种领导团队基于一群关键人物的亲密合作和开诚布公；同时还要有一批同心协力的员工，每个人都被激发、鼓舞，尽自己最大努力实现大家共同的梦想。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须意识到，伟大的企业并不是建立在企业家一个人的梦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人的梦想之上。大家同舟共济，结成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共同担负公司的责任与使命，有着相似的价值观，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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