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周德文的“四真”品质。

认识周德文先生是在2012年的9月26日，笔者老家的作协为笔者的新书《杨建新影视作品集》举行首发式。周德文先生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文学艺术与经济形态相得益彰”的简短发言。在发言中，周德文先生十分赞赏作家、艺术家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形态创作出“鼓气，打气，接地气”的文艺作品。他结合笔者的剧本，建议作家、编剧要深入社会实践，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状态，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

此后，因为在许多观点上有着高度近似的看法和共同语言，笔者与周德文先生结成了好友、笔友、挚友。在电话里经常就当前社会和经济形势聊上大半天。后来，他让自己已经考取国外知名传媒大学编导专业研究生的公子周航宇拜笔者为师，学习影视编导，成了我的第一位影视编导“入门弟子”

2013年至2018年间，笔者多次应邀参会聆听周德文先生的演讲，感受颇深。为周德文先生体恤民情，为中小微企业奔走呼号的精神所感染，也着手写就了几篇时政论述文章，在小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好评颇多。2012年至2015年间，笔者在自己的原创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集《冬去春归来》里以周德文先生为原型，刻划了一名有着深刻思想内涵和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周会章”。一些熟悉周德文先生的读者阅后对笔者反馈道：“杨老师，您塑造的‘周会章’这位人物，他的外表形象，他的肢体动作，他的语言道白，同周德文老师简直是一模一样，活灵活现！太生动太逼真了！”

后来，因为周德文先生要四处游学、演讲，同时要帮助一些陷入困境的企业化解债务危机，进行资产重组，帮助他们解危济困等等。笔者也因为潜心创作新的影视剧本，所以互相间的联络就少了一些。

最近一次关注周德文先生，是因为看到了他所引用的一篇文章：《2019年是前十年最差的一年，但又是后十年最好的一年》。因为对他这篇文章的内容感到有些认同。所以又与周德文先生开始了联络沟通。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周德文先生始终不忘使命，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面临的重重问题和严峻挑战，时刻关心中小企业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发展。他的许多观点因为见解独特、视觉独到而显得“独树一帜”，引人深思，在经济学界颇具影响，受到了高层和业界人士的高度赞赏，好评如潮。

不过，在一些地方，周德文先生许多时候其实是“不受待见”的——在2000年至2011年之间，在经济“繁荣鼎盛”时期，周德文先生在研究考察时，发现有不少地方的一些企业“脱实向虚”，醉心于“资本运作”，“炒房炒煤炒矿产，炒棉炒粮姜葱蒜”，致使许多原本精心于实业的企业家转而把生产资金投入“钱庄”、“楼市”、“股市”，导致实体经济萎缩。他以一名先知先觉者的前瞻眼光和知性学者的良知，大声疾呼企业家要回归制造业的正途，不要一拥而上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一心“赚快钱”，防止企业和社会经济发生大的波动。只可惜他的建议和呼声未能唤醒当时已经“利令智昏”、沉湎于巨额暴利带来快感的许多大小老板和一些只喜欢听好话，听不得半点“坏话”，唯“GDP政绩”为要的官员，最后眼睁睁看着一些地方连续遭遇重挫，经济和社会状况严重受损……

令人寒心的是，适逢其时，一些地方官员和大小老板们不去闭门思过反省自己，反而把惨烈败局归因于周德文先生的“敢言”、“直言”，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乌鸦嘴”！

不知幸或不幸——在周德文先生自2008年至2018年间三次发出危机研判警示之际，事态的后续发展都证明了他的预见是精准的，只是过于超前而一时不为我等凡夫俗子所理解罢了。

难能可贵的是，彼时彼刻，周德文先生并没有为这些流言蜚语所动，依然以一颗赤子之心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为在“高利贷崩盘风潮”中陷入债务泥淖的中小微企业问诊把脉，因企制宜，量身打造这些企业化解债务危机的方案，帮助许多濒临破产倒闭的中小微企业走出了困境，获得了重生。

2011年10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同志前来浙江考察中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周德文先生应邀参加座谈会。期间，他向温总理提出了对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多项建议，受到了温总理的首肯。这也使得国内外对这位立足浙江、放眼全球的经济学界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而笔者与周德文先生结为知己，除了仰慕其才华以外，更多的是因为在周德文先生身上有着一些专家学者鲜有的“四真”品质，即：为人率真，处事认真，敢讲真话，真才实学。

一、关于“为人率真”：

笔者与周德文先生结识多年，发现在他在与人交往中从未以“衣帽官阶”取人，同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是将心比心，不设心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丝毫没有江湖商道官场中的市侩势利习气。即便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观点不一的人，也能大度包容，以礼相待。正因为如此，周德文虽然身处东南一隅，却能与国内外相当多的学术界、经济学界、社科界、企业界、文艺界人士交集颇深，并同其中许多有识之士“义结金兰”，成了莫逆之交。

在周德文先生的眼里，芸芸众生没有人格的高低贵贱之分，无论高官富商还是平民百姓，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也是他在许多地方都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二、关于“处事认真”：

在笔者家庭书柜里珍藏着周德文先生赠送的数本经济学理论书籍，如《中国样本》系列丛书等等，笔者有空时常有翻阅拜读。期间发现，周德文先生的文章里，数据详实可信，事例具体可考，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有力支持。而这些数据和事例绝非坐在办公室里动动脑筋就可以生造出来的。据笔者所知，一些读过周德文先生文章的人士也都有着相同的感受。

曾经有一次笔者请教周德文先生，他是如何搜集到这些数据和事例的。周德文先生说道：这些数据和事例都是自己在日常工作和闲暇时间里通过走访调研，查询文献，分析整理，有意识地搜集和积累起来的，并无其他捷径可言。

看吧，这就是一位负责任、有担当学者的严谨的学术态度。

另外，2011年以后，许多限于困境的中小微企业主们纷纷向周德文先生求助，请求他帮助自己的企业解围济困，摆脱困境。面对这些企业主的要求，周德文先生没有不加选择地“有求必应”，贸然应允。而是对企业状况先行考察分析一番，然后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或帮助进行资产剥离，或帮助进行企业重组，或帮助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步摆脱困境。而对于那些已经“病入膏肓”，无可药救的企业，周德文先生也是直面现实，提出“破产重组”的合理化建议，避免企业耗费无谓的时间、精力和损失。

在同笔者的交往中，周德文先生不止一次地认为，无论为官从政或是经商从文，都必须要有高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襟，就像高明的棋手对弈，要“走一步想三步”，甚至是“想三步走一步”，对未知事物和未来的局势提前做出预判，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才能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三、关于“敢讲真话”。

2020年3月1日，武汉冠状病毒爆发之际，周德文先生在一篇题为《痛斥了奸商，再痛斥不讲人话的人——疫情肆虐下，学会讲真话，说人话！》的文章里援引了人民日报的论述：“新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让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更具亲和力感染力，更有可读性可视性，实实在在服务读者。”

周德文先生直言不讳地呼吁：“大疫之下，请学会讲真话！”因为此次武汉疫情爆发并蔓延全球的事例再一次证明：一个喜好假话、厌恶真话的社会最终将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从“封口”到“封城”，这就是我们为假话付出惨重代价的最好例证！

从古今中外历史来看，说真话往往都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比如论证“日心说”的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而同样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则被宗教裁判所课以火刑活活烧死。唐太宗时期，多次犯言直谏的魏征，虽未死于李世民之手，却也在尸骨未寒之际被后者亲手砸掉了墓碑（据说后来又复原了）。清官海瑞因为直谏弊政，被嘉靖帝打入大牢，身陷囹圄长达三年之久……

至于本次疫情初起之时，两位“吹哨人”李文亮、艾芬，一位遭受“训诫”，另一位被所在单位纪委“严肃谈话”，施以“封口”。前者此后更是感染了病毒，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事发后，网络上一片错愕，批评痛斥之声不绝于耳！

正因为“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历朝历代官场学界常常是善观言色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直至如今，少数官员也善于对上级领导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谋求利益。而敢于直面真实、言说真话者却往往仕途坎坷甚至不得善终。以至于假话空话套话在一些地方盛行一时，“真言难得”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说真话付出的可能是个人的牺牲，而说假话极有可能“祸国殃民”，这一点已经在本次疫情中得到了痛彻骨髓的印证！